石城阻击战和红三军团在石城的这段战斗历史,过去鲜为人知,史学界也很少提及,更不用说对它进行研究了,就连1952年版和1984年版的《石城人民革命史》也只字未提，有些史料虽偶尔说到石城发生过的一些战事，也误把它看成是驿前战斗的一部分了。

　　    那么，我是怎样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呢？这件事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85年6月，福建省宁化县召开过一次宁化籍或在宁化战斗、工作过的红军长征老干部座谈会，我荣幸地作为邻县的嘉宾应邀参加。会议接待规格很高，每天上午开会，下午参观或休息，事情不多。因我热爱党史工作，十分注意收集党史资料，于是便借此良机，逐个客房走访，见人就问：“请问老首长有没有到过石城？”许多人回答说没有到过，但有两位却说：“你是石城的吗？我不但到过石城，而且还在石城打过仗。”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感到事关重大，便详细地问明了有关情况，返回石城后，立即想方设法查找相关资料。

　  　石城县委党史办是1982年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组建的，由于县财政吃紧，每年财政拨给的业务费不多，因此，购置的党史书籍和有关刊物甚少。我翻遍了办公室所有的书刊，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36页附图7“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中发现“石城”北部有一个红军阵地防御和退却方向的标记；同时，还在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发现提到了“石城战斗”四个字。这时，我想：红军在石城打过仗是毋庸置疑了，但战斗的具体情况，敌我双方参战的部队、兵力部署等情况一无所知，需要进一步查找史料和作深入调查。可是，当时党史办只有我一人，每年县财政拨给党史办的业务费仅500元，除了购置办公用品和电话费、订阅报刊杂志费用，所剩无几，兄弟县的同志来，连请他们吃餐便饭的钱都没有，更无法外出调查㿇都有了，感谢你啊！”临别时，来访的刘裕清（国防大学大校研究员）则对我说：“老温，我革命几十年，接触的人不算少，但像你这样这么真诚的人我很少碰到，中央军委有很多资料，你抽空来一次，我给你看。”事后，我很想去，但党史办根本拿不出钱来，无法成行。不久，赣州地委党史办召开全区党史工作会议，我将此事向时任地委党史办主任的孙家犹汇报了，孙主任对我说：“刘裕清主任一行从石城返回北京时路过赣州，我请他们吃了一餐饭，闲谈中，他们谈到了你，对你印象很好，看来你跟他们有点交情，你去吧，旅差费由地委党史办出。”在孙主任的关心与支持下，1986年11月初，我冒着严寒去了北京，在中央军委档案馆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近一个月，不仅把有关石城部分的资料抄录了下来，而且把赣南各县的有关史料，甚至连福建的有关史料都全部抄录了下来，共计近20万字。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中央军委档案馆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去的，哪怕进去了也不一定就能查找到这些资料。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被我发现了，放过去实在可惜，把它抄录下来，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之事，只不过自己多辛苦一点。

　 　回到石城以后，我根据从中央军委档案馆抄录回来的史料，随即对《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的石城阻击战》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把我军的具体战斗部署等内容充实了进去，同时，把标题也改为《长征前夕的石城阻击战及其意义》。

　  　过去，史学界无人对石城阻击战及红三军团在石城的战斗历史进行研究，也不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以说，由于我的努力，促成了“石城阻击战”及簃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且战且退，且退且战，进行运动防御。……这样的方针对石城阻击战的指导作用是积极的。

　 　“在阻击战中，红三军团与少共国际师英勇奋战，在石城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这就是我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不知不觉，从我1985年10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介绍“石城阻击战”，之间几经艰难搜集史料加以充实完善，迄今已过去20多年。虽说自己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也吃了不少苦，但当年如果没有亲历此战斗的老首长提供线索，没有上级党史部门和国防大学、中央军委档案馆等的大力支持帮助，我也无法完成这样一个重任。我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的经过说明，搞党史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抢救“活资料”，同时开门办史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多么重要啊！

        写出此文，但愿对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科研人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