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阻击战和红三军团在石城的这段战斗历史,过去鲜为人知,史学界也很少提及,更不用说对它进行研究了,就连1952年版和1984年版的《石城人民革命史》也只字未提，有些史料虽偶尔说到石城发生过的一些战事，也误把它看成是驿前战斗的一部分了。

　　    那么，我是怎样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呢？这件事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85年6月，福建省宁化县召开过一次宁化籍或在宁化战斗、工作过的红军长征老干部座谈会，我荣幸地作为邻县的嘉宾应邀参加。会议接待规格很高，每天上午开会，下午参观或休息，事情不多。因我热爱党史工作，十分注意收集党史资料，于是便借此良机，逐个客房走访，见人就问：“请问老首长有没有到过石城？”许多人回答说没有到过，但有两位却说：“你是石城的吗？我不但到过石城，而且还在石城打过仗。”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感到事关重大，便详细地问明了有关情况，返回石城后，立即想方设法查找相关资料。

　  　石城县委党史办是1982年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组建的，由于县财政吃紧，每年财政拨给的业务费不多，因此，购置的党史书籍和有关刊物甚少。我翻遍了办公室所有的书刊，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36页附图7“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经过”中发现“石城”北部有一个红军阵地防御和退却方向的标记；同时，还在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发现提到了“石城战斗”四个字。这时，我想：红军在石城打过仗是毋庸置疑了，但战斗的具体情况，敌我双方参战的部队、兵力部署等情况一无所知，需要进一步查找史料和作深入调查。可是，当时党史办只有我一人，每年县财政拨给党史办的业务费仅500元，除了购置办公用品和电话费、订阅报刊杂志费用，所剩无几，兄弟县的同志来，连请他们吃餐便饭的钱都没有，更无法外出调查。面对人手少、经费紧缺的情况，我便通过朋友的关系，把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编制的《剿匪战史》石城战斗部分弄到了手，这样，红军在石城战斗的基本轮廓出来了。但我方的具体战斗部署不了解，何况敌方的资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依据，因此，我便骑着自行车到长乐、小松、分水坳、广昌境内的莲坑等事发地调查访问，通过调查访问，我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1985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联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在南昌联合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此前，我根据所获的情况撰写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的石城阻击战》一文，被大会采用，我作为论文作者应邀出席了大会。会上，我写的论文被指定为大会宣读论文之一，有几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听后找到我，对我说：“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石城阻击战，你的文章为党史、军史的编写立了一大功，填补了一个空白。”

　  　我为什么将这一历史事件命名为“石城阻击战”呢？陈云说是“石城战斗”，萧华说是“石城保卫战”，而我是根据当时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把它定为“石城阻击战”的。

　   　这时，中央军委已成立了红三军团战史编撰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当他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来到石城访问我，我抱着对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将我所掌握的史料和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提供给了他们。来访的刘万夫（国防大学教授，正师职）对我说：“高虎脑战斗结束以后，红三军团去哪里了？去干什么了？我们不清楚，你的文章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甚至连战斗经过都有了，感谢你啊！”临别时，来访的刘裕清（国防大学大校研究员）则对我说：“老温，我革命几十年，接触的人不算少，但像你这样这么真诚的人我很少碰到，中央军委有很多资料，你抽空来一次，我给你看。”事后，我很想去，但党史办根本拿不出钱来，无法成行。不久，赣州地委党史办召开全区党史工作会议，我将此事向时任地委党史办主任的孙家犹汇报了，孙主任对我说：“刘裕清主任一行从石城返回北京时路过赣州，我请他们吃了一餐饭，闲谈中，他们谈到了你，对你印象很好，看来你跟他们有点交情，你去吧，旅差费由地委党史办出。”在孙主任的关心与支持下，1986年11月初，我冒着严寒去了北京，在中央军委档案馆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近一个月，不仅把有关石城部分的资料抄录了下来，而且把赣南各县的有关史料，甚至连福建的有关史料都全部抄录了下来，共计近20万字。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中央军委档案馆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去的，哪怕进去了也不一定就能查找到这些资料。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被我发现了，放过去实在可惜，把它抄录下来，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之事，只不过自己多辛苦一点。

　 　回到石城以后，我根据从中央军委档案馆抄录回来的史料，随即对《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的石城阻击战》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把我军的具体战斗部署等内容充实了进去，同时，把标题也改为《长征前夕的石城阻击战及其意义》。

　  　过去，史学界无人对石城阻击战及红三军团在石城的战斗历史进行研究，也不见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以说，由于我的努力，促成了“石城阻击战”及红三军团在石城的战斗历史的早日现世和为人关注，正如1985年在南昌举办的那次学术研讨会上几位专家、学者所说的，我的文章填补了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

       1986年《江西党史通讯》第12期刊载了我的这篇文章，不久福建省军区主办的《武装斗争纵横》1987年第2期予以转载，赣州地委党史办编的《赣南革命史研究》也把它收入其中。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在赣州联合举办《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此文再次被采用，并被评为优秀论文，获三等奖。

        200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央党史学会副会长、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来到石城，考察石城阻击战和石城是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等问题，亲笔题词：“石城阻击战为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准备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石主任积极评价石城阻击战，充分肯定了石城阻击战为保障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与准备战略转移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为我编著的“江西革命史研究丛书（第一辑）”——《中央红军第三军团在石城》一书作序，指出：石城阻击战的直接目的，就是迟滞敌军向“红都”瑞金的进攻，为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进行战略转移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阻击战的指导方针和战术部署同第五次反“围剿”前期有了重大改变。这时，不再要求死守阵地，与敌军拼消耗，而是强调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且战且退，且退且战，进行运动防御。……这样的方针对石城阻击战的指导作用是积极的。

　 　“在阻击战中，红三军团与少共国际师英勇奋战，在石城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战斗任务，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这就是我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不知不觉，从我1985年10月第一次发表文章介绍“石城阻击战”，之间几经艰难搜集史料加以充实完善，迄今已过去20多年。虽说自己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也吃了不少苦，但当年如果没有亲历此战斗的老首长提供线索，没有上级党史部门和国防大学、中央军委档案馆等的大力支持帮助，我也无法完成这样一个重任。我发现和挖掘“石城阻击战”的经过说明，搞党史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抢救“活资料”，同时开门办史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是多么重要啊！

        写出此文，但愿对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科研人员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