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回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生于忧患、长于战乱、战火洗劫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的幸福。

一、烽火少年的回忆

在广州东山口处，一幽静的街道旁的一红砖小楼，这幢文物级的红砖

小楼，便是我的出生地，也是父母生前留下给我们的房子。2岁时我便随父母从这里仓促离开，16岁才随母亲重返故地。我原本是一个知书达礼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民国时期广州石井兵工厂的技术负责人，母亲是广州培正小学教师。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抗战爆发，硝烟逼近，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和石井兵工厂都相继迁往陪都重庆。广州兵临城下，我父亲便带着一家人随厂迁往陪都，那年，我懵懵然被大人带着，于战乱中颠簸异乡。我们前脚刚撤离，后脚的广州便遭到大轰炸，1938年10月，饱受14个月滥炸的广州终于沦陷了。一家老少随厂避入陪都也一样不能摆脱战火的威胁，日机群呼啸而至，狂轰滥炸，其轰炸密度更甚于大轰炸中的广州，举目山城，狼烟焦土，颓垣尸骸，物资匮乏，民不聊生。入陪都还不满第4个年头，父亲终因劳累过度，缺医少药而英年早逝。回溯那个恶梦般的日子，父亲去世那年才42岁，而我还不到6岁。

父亲走了，留下一群孤儿寡母，乱世浮萍，好在母亲知书识墨，得以在兵工厂职工子弟学校继续任教，勉强维持一家生计。时世艰难，也如兵燹中的寒门弟子一样，过早地饱偿到贫困之苦，体会到尘世炎凉，人间冷暖，小小年纪便和母亲、阿姨、婆婆，兄弟姐妹们共克时艰。回顾那段苦涩的时光，最感恩就是阿姨和母亲，两个女人在家庭最困难时期，合力撑起这个家，前者为了我们终身未嫁，后者终身未有改嫁。阿姨后来常感叹:如果我扔下你们几个嫁人走了，你们几个就惨啰!阿姨是兵工厂的医务人员，她不但用微薄的收入帮补家用，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些小手工;母亲和外婆、阿姨，含辛茹苦把我们培养成人，个个学业有成。

你作报告要讲得到，也要做得到啊，不要讲了不算数!我当了区委书记后，母亲还不忘提醒并经常告诫，不要当了官就脱离群众。

山城岁月，耳濡目染，铭记至今的是母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对我从小就十分严格，养成良好的习惯。如日常生活中讲卫生的习惯，就是来自母亲的耳提面命、严格要求，在重庆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就交给一方小手帕，要我用小手帕擦汗、擦手。这个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

在物质生活极大富足的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母亲当年的教诲:衣食在碗底。讲节俭，不浪费。母亲的提醒、教诲变成了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执着的信念。

母亲走了，我把母亲的睡房改作小客厅，以便大家回来聚一聚，以寄思念;同时，又在小楼外墙的一角镶下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石碑刻上两个字:思园，以寄托对父母的怀念。山城日子，生活艰难，但有母亲的言传身教，有阿姨、外婆的合力照顾，我们的内心是温暖的，精神是充实的。正是母亲的严格教诲下，在重庆小学，我连跳两级，提早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重庆育才学校教育专科部学习，在这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府里，深刻领悟到"行与知"的辩证关系，从"学做真人”的理念，到“心存一理想社会”的思想，都无一不深刻熏陶了我少年的心，令我从小逐梦，志存高远。岁月递擅，斗转星移。1951年夏，因学制改革，我提前结业，随母亲回到了红砖小楼。当年离家，战火逃城，我还是襁褓中的幼儿;而今归来，风和日艳，已褪蜕童稚的蝉翅，成长为初具世界观、人生观的少年。恰逢此时，由叶剑英任校长的南方大学招收第四期学员，16岁的我便毅然报考，考上了该校文教学院历史系。在学院期间，尽管我是该院系年纪最小的一个，但我刻苦努力，德孚众望，被选为文教学院班系学生会主席。当年底，全校2007名师生奔赴土改第一线受教育，我却被选拔到该校新设的俄文班里深造。

在南方大学这座大熔炉中，再受陶冶，思想觉悟再得进一步提高!

从南大俄文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中苏友好协会和苏联对外文协广州分会工作，先当翻译，后任科长，这期间，我耕读不倦，勤奋敬业，充实提高，一干便是八个寒暑。

二、履行公职办实事

1962年，我国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被调到广州郊区(后更名为白云区)工作，当时，人家时髦的想法是，鲤鱼跳龙(农)门，到市区工作;我却是来自东山小楼的市区人，却一头扎入农门，义无反顾，爱郊区，做郊区人，一干便是三十个春秋。三十年情怀依旧，于白云一往情深。

    我从区委巡视员到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区委办公室主任到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在区委书记任上连干三届。白云区的工作就是以农村基层工作为主，比一般机关工作要繁琐得多，复杂得多，辛苦得多，但我从没有望而却步，从没有犹豫过!

八十年代，白云大地正是青山吐翠，绿水环流，生机勃发，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而来。

此时，我出任白云区委书记。我果断把握时机，为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我提出“服务城市，富裕农村”，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要想富，先修路等等。先后规划开发了云埔工业区、石井工业园、美林21世纪开发区等。还赴港招商，引进资金，引进项目，一时间，台商、港商、外商鱼贯而入!为招商、安商，广交朋友。1986年，我提议成立香港穗郊同乡会，1987年，又发起成立白云海外联谊会，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

1988年，为配合区五套班子赴港招商，区委办公室搭起一个写作班子撰写文章，在香港《文汇报》上用了16个版面，大张旗鼓地介绍白云区的投资环境、区域优势、优惠政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招商宣传工作做得扎实，企业家们愿意来白云区安营扎寨，愿做白云人。期间，镇泰公司的进入和崛起就是生动的事例。镇泰玩具公司是1983年进入白云区的，创始初期，在三元里时仅是间小厂。1986年初，我到香港会见镇泰公司几位老板，感到他们对改革开放有信心，有抱负，也很有爱国心，为此，说服他们放开手脚来白云区发展。难能可贵的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中他们没有惊谎失措地撤走，反而坚定地大量引进资金、设备。

    有一段时间，人们欣喜地发现，白云区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区委领导班子认为，大力发展当地教育事业，就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中抓了根本，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幕一拉开，白云区最缺的是知识，最急需的是人才。我作为陶门弟子，始终牢记先生的一句话:教育是"立国之本"，于是，区委一班人率先进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把原来由区教育局统管的教育体制改由区、镇(街)、村三级办学、三级管理，充分发挥各级积极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创举。从管理体制上入手，此举切中要害，抓了根本，促使全区大建校园，大兴教育，发动港澳同胞捐资办学，短短几年，全区中小学都新建了教学楼，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时，区有关部门积极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批批优秀教师。至今，三元里村干部尚记得，三元里是先富起来的亿元村，但学校改造却迟迟未见动静。他们宁愿把子弟憋屈在残旧、阴暗、潮湿的环境里读书，或宁愿千方百计花重金把子弟送到市区条件好的学校就读，也不愿改造本村小学。经了解，原来一些村干部认为，在校读书的非村民子弟越来越多，光由村出资不合算。于是，就启发他们:富要富得象个样子，要无愧于平英团后代的称号。并组织他们去当时全区最穷的九佛镇参观学习，他们被穷乡僻壤的漂亮学校所震撼了。村干部思想转变了，认识统一了，立即投入巨资建校，最终把三元里小学建成了省一级学校。

三、兴教助学做善事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被人需要是幸福的;能尽自己绵薄之力服务社稷,帮助寒门学子和有需要的人们，更让人倍感幸福!时任区委书记时，当时有一些企业赚到钱就抽资撤离，不回报社会，不对社会尽责，莫视社会责任。于是，我对镇泰公司提出，镇泰在大陆创业多年，企业发展壮大了，钱赚到了，应该回报社会;镇泰管理层认同并接受了我的意见。1998年，镇泰集团管理层得悉我卸任全部职位时，便郑重提出诚邀我担任镇泰慈善基金会主席。经请示省、市领导同意后，我欣然受邀出任镇泰集团名誉董事长、慈善基金会主席。我把这份工作，看成是自己从党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又一份事业，担负起镇泰集团兴教助学、回报社会的使命。同时明确表示:我不要镇泰的股份和工资，只为镇泰做三件事:一是结交朋友，二是解决问题，三是回报社会。从此，我便走上了播种爱心之旅，这一路走来就是20年!

    镇泰集团董事局不但有回报社会的爱心、善念，也有经营战略上的考虑，因而，每年按比例提留部分利润兴教助学，做慈善公益事业，以回馈社会;而我则利用此平台，把陶门弟子的理念和爱心发挥到极致，努力把关怀和希望带给需要帮助的人们。大家熟知，我在镇泰办公室悬挂着一幅中国地图，每建成一个项目，就在地图上插一面小红旗。20年下来，小红旗已插遍了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山西、河南等19个省市、自治区。据初步统计，从1992年至今，镇泰集团用于兴教助学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善款已近3亿元人民币。除了办学之外，还据受助地区的实际情况，兼顾办医、助残、赈灾、扶贫等慈善事业，在广州地区援建了1间镇泰医院、2座镇泰住院楼，向陕西西安、甘肃、安徽、广东惠州等省、市捐赠了5台复明号流动眼科手术车，为贫困农村无数的白内障与眼疾患者带去光明和幸福。

在慈善基金会主席的任上，代表镇泰到员工家乡、工厂所在地播种爱心，布善乐施;镇泰在经营战略上的优势也日渐凸现，当不少企业出现用工荒的时候，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镇泰集团却从未发生过用工荒。

    我时常认为:生命的价值不是用岁月长短来丈量的，而是在于你付出了多少。兴教助学，行善布施。从烽火中走来，尽绵薄之力，为失明者带去光明，为寒门学子带去希望;同时，也为自己回归红砖小楼，留下无数个关于生命价值的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