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世基

        2012年12月6日，《老年文摘》报第十一版上刊登“习近平的反腐观：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就在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前中国足协高官与陆俊等黑哨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不少人心中的那个疑问越拉越长：为何这场风暴来得如此汹涌和彻底?直到有“中国足坛打黑第一斗士”之称的前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披露，自己曾就中国体育反腐致信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大家才豁然开朗!”

        细心的读者会问：陈培德为何要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不写给别人，直写习近平副主席呢?因为我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我想和读友分享。

       无巧不成书!前不久，我和陈培德同时参加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苏州吴江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原来在浙江省当了10年体育局长后接任省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副主任，退下来应邀出任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我俩通过彼此在会上的发言，和会外接触，能倾心交谈。

       我比他年长，又是同宗，他称我为陈兄。他在会后写给我的信中说：“此次吴江之行，我的一大收获就是有幸结识陈兄，我们俩在性格、政见等方面都很相近相同。我更从仁兄处受到许多教育和启迪，可谓不虚此行。”而我觉得能和陈培德“面对面”，实属幸事，受益匪浅。我也热爱体育，为竞技体育的魅力所折服。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仍常为公正、精彩的赛事而喝彩。但对中国足球屡战屡败，常扼腕叹息；对坊间流传“要受气，看足球”，深有同感；对打假球，吹黑哨，深恶痛绝；对《羊城晚报》当年揭露黑哨陆俊，无奈败诉，感到困惑。现在面对这位在本世纪之初中国足坛掀起的打黑风暴的推动者陈培德，我当然穷追不舍，愿闻其详。

        他给我介绍了足球打黑风暴的掀起，浙江吉利和绿城如何联手揭黑，揭黑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他敢于直言，不怕得罪人，不怕丢乌纱帽，不顾人身安全，和省体育局一道尽职尽责，挺身而出，支持吉利和绿城捅开马蜂窝，揭足坛黑幕，推动了这场反黑斗争。他公开提出了“体育战线至今仍是反腐败的处女地”，“体育反腐要以足球为突破口，足球反腐要以甲B为突破口，打假、扫黑、反赌、肃贪几项任务一起抓。”他作为省体育局长敢于大胆地剑指中国足协高层贪官。他曾以个人或党组集体名义五次上书体育总局局长、足协主席袁伟民。他曾向袁伟民建言新官上任不必三把火，只要放好反腐这把火，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可是不仅无正面回应，反遭打压和指责。在复杂和艰巨的斗争面前，在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的严峻时刻，他从不言退。俱乐部交出黑哨名单固然不易，交出黑哨的证据更难，这是打黑的关键。为了说服带头揭黑的浙江吉利老板李书福和绿城老板宋卫平交出黑哨的证据，陈培德极力做他们的工作。2002年元旦之夜，他约见路过杭州的吉利老板，好言相劝，晓以厉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公开自首，就应交出证据，不要变主动为被动。宋终于答应再和绿城老板一起行动?事情出现转机，但因老板还有顾虑，也需要做好同伙人的工作，落实还有个过程。这时有的媒体透露，总局态度强硬，中国足协开始反击。打黑风暴似乎要不了了之。

       随着主流媒体的跟踪追击，社会上“反黑”呼声日高，人大代表也纷纷提建议，司法应该介入。但对有些问题的界定还定不下来，议论四起。陈培德说服为他的安全担心的妻子和弟妹，由好心劝退，转为积极支持。他说“自己是在尽职尽责，如果有意外也是死得其所。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他深知省里的领导都是明确支持的，国家体委李梦华等老领导也是支持的。打黑风声紧，司法已介入“黑哨事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领导口头上也说要打黑反腐，曾派人到地方调查了解情况。但都是虚晃一枪，并没有任何有效措施。

       陈培德认为，袁伟民局长并没有正确对待黑哨事件，反而把他在领导中国女排成功的经验，在比赛中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的那一套战术用来管国家体育，管足球打黑，以致使中国足球丧失了一次革新的机会，也留下了隐患。两年轰轰烈烈的足球打黑只揪出一个并重判了带头坦白自首的黑哨龚建平，带头认错承认行贿的绿城俱乐部也是重判。足球的反腐理应是社会公开性最大，舆论监督和介入最多，但结果却是透明度最低的一个。陈培德和省体育局一班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对中国足协的处罚公开提出质询，呼喊政策何在?公平何在?他尖锐地指出：“这是对揭露体育界腐败行为的报复，是对今后足坛体坛继续深入反腐败设置的人为障碍。”

       这时陈培德任体育局长已满两届，省委特地安排他到省人大工作，他以高票当选常委，任教科文卫副主任，主管体育、卫生、计生兼管教育。陈培德利用人大这个平台，不仅继续关注足球打黑，还在更广阔的领域大声疾呼要打假、扫黑、反赌，肃贪，包括反对使用兴奋剂，反对隐报年龄等等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