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如愿考上东北大学，有一次她到中国大学听黄松龄教授的经济学演讲时，竟然又与任仲夷不期而遇。他们说了几句话，从此，王玄的住房门前，时常出现写着何处放映“进步电影”的纸条，有时出现一卷《永生》的进步刊物，虽没有留名，但王玄猜想可能是任仲夷所为。

 王玄常坐在学校院里的板凳上看书，任仲夷常到东北大学来，但彼此没说过话，这样六七次以后，任仲夷终于跟王玄说话了：你是这个学校的？你可能忘记我了，我还记得你……从这次开始俩人逐渐熟悉了。

 有一次任仲夷几天没有看到王玄，就在她的宿舍附近走来走去。她知道他是领导东北大学党的工作的。两个人越来越熟悉。任仲夷多次给王玄写信，她回答说要“考虑考虑”，实际上他们的心已越走越近……就这样，王玄和任仲夷相识相爱在人生最纯真最珍贵的青葱岁月。

“七七事变”后，北平很快沦陷。王玄和任仲夷原本打算一起去延安，由于去延安的路被破坏多处，又有土匪，只好放弃。之后，任仲夷和王玄又从天津乘轮船到达山东济南，住在北京学生流动招待处。1937年7月27日这天，他们同居了。每谈及他们相识相爱相依时，王玄的眼角眉梢都溢满深情。的确，爱情、婚姻于他们，是幸福的、美好的。

  2005年任仲夷去世，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共患难、同安乐，相濡以沫70余年，回顾与任仲夷这一生，王玄意悦神爽，“革命艰难，作好党的领导干部更艰难，我心甘情愿为他多分担。”

激情岁月：爱国爱民爱工作

 王玄就读东北大学时，校长张学良体恤东北流亡学生困难，提供免费吃住。但是，此时“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并准备和日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爆发了。

“东北大学的抗日救亡态度特别积极。”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两次游行示威中，她和同学们手挽着手，潮水般涌上街头，突破军警阻挠，喊口号、发传单、贴标语，救亡歌曲唱不停。

成千上万北平学生与王玄一样，加入到游行队伍里，其中就有任仲夷。不过，那时两人还不相识。任仲夷原名任兰甲，生于河北威县中农之家。1934年，20岁的他从天津河北省省立法商学院转到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政治经济系。

1935年12月9日，当任仲夷与中国大学的校友振臂高呼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队列时，王玄也在东北大学的同学中间，为革命运动鼓与呼。东北大学和中国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王玄和任仲夷这对革命伴侣，在还没有认识时，就走上了同一条爱国大道。

1946年9月王玄和任仲夷由组织决定到大连工作，在关东地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任命王玄为主席，同时任命市委妇委会主任，主持旅大地区妇女工作。

关东妇联在王玄的领导下组织了两个庆祝活动：为纪念“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周年，在妇女中开展控诉日寇统治大连、侵略中国的罪行和颂扬解放后新生活的活动，用新旧对比的形式，提高妇女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为庆祝大连解放两周年，组织妇女秧歌队演出。这两次活动都搞得非常成功，说到解放初期这些激情燃烧的日子，王玄显得特别兴奋，依稀可见当年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