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0日前，有一天，我陪任老外出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在车上，我们聊到社会科学的问题，他问我，你们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常议论什么问题。我说：“在社科联内外常听到有人议论社科联条件差、科研经费少，同科协比起来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看到现在提拔技术工作出身的干部居多，就说现在搞经济建设，重理工，轻文史；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还有的好心人对我说，现在社会科学不那么重要，你兼这个职没意思。”我把这些情况说给任老听，他很不以为然。他说：“搞经济建设，科技兴国，当然需要发展自然科学，需要大批科技人才，同时也需要很多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人才，社会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开始解放，为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中国农村搞得生机勃勃，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把中国引上致富的康庄大道。再说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带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多层次，也要靠社会科学进行正确分析和引导，使人们转变观念、逐步适应。诸如此类，这不都是社会科学范畴的事吗？怎么能说社会科学不重要呢？现在有些人产生误解，也说明我过去在位时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得不够，关心得不够。尽管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我还要用行动来弥补一下过去的不足，支持你们的工作。过几天安排时间，你陪我一道去市社科联看看好吗？”我说：“好哇，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

　　任老这番话，凸显出他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但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依然滚烫，思维之树枝叶依然繁茂。据我所知，任老不论在位还是退下来以后，对社会科学领域诸多方面都有不少富有启发性、前瞻性的思想观点。他力主为张志新平反，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先河。作为省委一把手，他较早带头撰文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他较早提出“由贫变富是革命的目的”，强调富民政策才是党的政策，要引导群众想富、致富、会富，认真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和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学会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他较早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他不赞成“鸟笼经济”，极力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80年代末，他最先提出对国有工厂企业不要分行政级别，主张把竞争机制引入到人事工作中来，引入到企业和机关工作中来。他是第一批支持“松绑”的省委第一把手。他主张对社会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新闻工作等，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特别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不动摇，反复强调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的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坚定不移），强调“排污（包括内污）不排外”。对新生事物，他大力支持、鼓励，促其逐步完善；遭到非议时，他耐心奉劝非议者不要“少见多怪”，要面对实际，转变自己的老观念。由于有了特区的成功经验，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实践的基础。所以于光远说“任仲夷功莫大焉”！

　　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任老能与时俱进，对社会科学有深刻的认识，并勇于实践。所以他想到社科联来看看也就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