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的名字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今晚我可是左右开弓。左边坐的是宋任穷之子宋京波，右边坐的是郭沫若之女郭庶英。宋京波是北京中广天仁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曾在香港商地置业公司主事。今天下午才从香港回到广州。

      我们互相作了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开国上将宋任穷的第七个儿子，母亲钟月林是参加过长征的女干部，江西赣南于都县人，15岁参加红军，16、17岁就成了于都县扩军模范，先调到于都县委，后调瑞金中央妇女部工作。宋京波17岁就到妈妈的老家于都插队了3年半，和许多乡亲父老有了深厚的感情。我说：“抗日战争时我在宁都读初中，于都是宁都的邻县，有不少同学是于都人。暑假时我也到于都去过。于都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所以，我们有很多可聊的事儿。”宋京波热爱父母的家乡，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他告诉我，十年前，他也曾是热血青年，对日本妄图强占我钓鱼岛的事，义愤填膺，曾经赴台从事保钓运动，并成功登上钓鱼岛，是中国第一批保钓人士之一。

      边聊边说，我举杯对他说：“我要向你敬杯酒，通过你向你在天国的父亲表示敬意和谢意。因为你父亲的名字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宋京波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给他听：50年代末，我入了党，但是老转不了正。党支部负责人一次次给我讲，你各方面的表现都好，工作成绩也突出，暂时还转不了正，你要经得起考验。我说我是经得起考验的，我相信组织，组织也要相信我，不要考验得没有个完，把我“拷糊”了。我入党转正的事传到广州空军党委书记、司令员吴富善那里，在一次常委会上他问陈世基入党转正怎么老是解决不了。有人回答：“我们都知道他表现很好，不是别的，是组织部门提出有海外关系特别是有台湾关系的，现在都不发展。”吴富善说：“那我问你们，廖承志有台湾关系吗?少说也有上百，他还是我们中央委员呢!经过多年考查，既然承认陈世基是个好同志，够入党条件，为什么不敢办转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看应该批准他转正，你们不敢批我批，有问题我负责，我可以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吴富善这样一说，其他常委纷纷表示赞同，很快就给我办了转正手续。所以我说是吴富善司令员用你父亲的名字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呀!

      宋京波说：“那时候，我父亲已离开部队，不管部队的事呀!”我说：“八大后他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组织部是管全党的党务工作的，包括军队在内。”宋京波说：“那也是。”我说：“你就把这杯酒喝了吧!”他一饮而空，并为我祝福。

      宋京波告诉我，他在从事经济商务活动之余，还积极参加承传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建党九十周年时，他再次去到江西，在《红色故事汇》首播座谈会上发了言。他说：“《红色故事汇》这个载体很好，使我们把以前的很多历史重新记忆起来，广为宣传，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很有好处。他很赞赏江西提出的四句话：“学习党的光辉历史，传扬江西红色文化，寻访历史足迹，重温红色经典。”他说为了宣传红色经典，他也写了几句话：红军的长征，是中华奋起的不屈起点：红军的历史，是中华奋起的光辉篇章；红军的风采，是中华儿女的珍藏瑰宝；红军的英烈，是新中国不朽的丰碑；红军的情怀，是一心为民的真实体现。

      他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身体力行，深入到革命老根据地和穷困地区了解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渴求，帮助他们进行呼吁呐喊，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促进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践行群众路线所要的那种思想作风。

      郭庶英说：“你回敬我一杯酒，我祝你活到一百九”

     我刚坐下，体态丰满、笑容可掬的一位看似六十来岁的女士来了。握手时她说：“我认得你，我们见过面，那是前年在惠州参加叶挺将军陵墓园揭幕式，对吗?”我说：“是的，你的记忆力真好!”她指着桌上的座位标签，说：“这里还有你的名字，怎么不记得?”这时我才记起她就是近代中国的大文豪、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之女郭庶英。

      我们随意聊起来了。我问她：“你在家排行老几?”她说：“同一个母亲（指书法家于立群）生的，我是老二，在我父亲11个子女中，三个女儿里，我也是排老二。”我说：“那你是千年老二啊?”

     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郭庶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比她大一岁多的哥哥汉英是在重庆的医院里出生的，几天后父亲接母亲和哥哥出院时，刚走出一百多米远，医院就被日本飞机炸了。市里不安全，所以郭庶英是在乡下防空洞里出生的。随父母在重庆生活了6年。日寇飞机“五三”、“五四”大轰炸时造成的悲惨景象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那时常常有警报，躲日本飞机轰炸，小小年纪的庶英跟着大人拼命往防空洞里跑。“但父亲为了写作，有时警报惊响，催他不动。我们跑出了家门，又跑回来喊他：‘爹爹，快走啊!’只听爸爸说：‘知道了，我马上就来。’但有时警报解除了，他还在家里写东西。”

     在众多兄弟姐妹中，郭庶英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长达8年。她说父亲对子女都非常疼爱。她高中毕业时，面临高考考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父亲拿不定主意，就带她去向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兰强请教。钱先生说：“女孩子去学边缘科学比较好，比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根据钱先生的建议，郭庶英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生物物理系。当时，郭老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这样，郭庶英和父亲又多一份师生情。郭庶英对父亲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晚年了解得特别多。

     我问郭庶英：“‘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影射批周公，还说你父亲的辐蒋《十批判书》不是‘好文章’，你是怎么看的?”她说：“父亲内心当然是非常矛盾的，非常痛苦的。父亲和周总理有很深的战斗友情，他们互相都很尊重、关心、体贴，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亲密。在重庆时，父亲到‘曾家岩’，有时也带我们去看看‘好爸爸’、‘好妈妈’(这是我们对周总理和邓妈妈的称呼)。他们也叫我们‘好儿子’、 ‘好女儿’。周总理是亿万人民心目中的好总理呀，他病成那样，谁不心疼?哪还忍心去折磨他。”

     “说到《十批判书》，这本来就是学术性的专著，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嘛!批林批孔时，也把这本书拿出来说事，道理很简单，这只能说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