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兼治，遏制偷渡外逃狂潮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仅1979年1～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他经过深入调研，找到了外逃的根本原因，然后标本兼治，使这一风潮得以平息。

    1978年7月，上任不久的习仲勋，先到偷渡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考察。他实地调查，了解具体情况。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身边的同志说： “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要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说：“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宝安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认识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习仲勋说：“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他再三强调，方面堵截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治本之策只能是发展经济。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1979年1～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满为患，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为此，习仲勋说：“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在一次视察中，当在收容站看到那些被关押的私渡农民时，他哭了，并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不能歧视、虐待外逃者。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习仲勋更多的是自己承担责任，不诿过，不迁怒，并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责任要由省委来负，对下面支持、撑腰不够。”“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