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与任老交往是广东人文学会成立前后开始的。从2003年至2005年，大约10次来往和面聆教诲，终于让我认识了一个铁骨铮铮、见识深远、忧国忧民的卓越政治家的具体形象。

        第一，不耻下问，不拒涓流。

        2003年《东方文化》第一期发表了上一年9月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个报告《中国自由、民主、法治的开端和挫败》。讲的是19世纪30年代自由、民主、法治观念传人中国后的遭遇。不知谁向任老推荐了这篇文章，他通过我十分尊敬的原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菘华给我打电话，要这篇文章。早在1949年，我就认识菘华同志了，他是我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的介绍人。50年代广州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干部都知道，他是好学深思、见识超群、非常能干的领导人。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在“左”祸猖狂的日子里，他一再挨整，据说归根结底是独立见解太多。但是，我们一直非常佩服和尊重他。接到他的电话后，我立即复印好这篇文章给他转交给任老。

      后来按照任老的吩咐，又寄去另外一些拙作。

       2005年，我在风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过两次，题目分别是：《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和《铭记德国法西斯兴起的教训》。《大国盛衰的历史经验》星期天早上8点30分重播，任老记错时间，8点就在那里等，久等不见，以为节目取消就离开了。嘱咐秘书打电话向我要光盘，我打电话找南方报业集团的程益中先生帮忙。他二话没说，找人录好、刻好，很快就给任老送去。后来凤凰卫视制作的光盘寄到，我又呈交一套，请他指正。有一次见到面，他说光盘给一位老朋友要走了，吩咐我再送一套，我也乐意照办了。

       曾秘书告诉我，这几年任老的视力已经很差了，文章送给他，就要秘书给他念，通常要念三遍，听得很认真。光盘也是一遍又一遍地听。

      据我观察，任老那么细心聆听拙作，不是对拙作的偏爱，而是大江不拒涓流的宽广胸怀。当思考某些大事的时候，他总是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聆听各方意见。近年来，他通过广东人文学会就多次举行小型座谈会，邀请广州地区的一些学者无拘无束发表意见。我参加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在南沙，另一次是2005年在从化温泉宾馆。后一次他特别关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的经验教训。每一次在听完大家意见后，他都有比较系统的发言，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长治久安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是在为他提供有待加工的原料。

       第二，尊重探索，爱护媒体。

      任老平易近人，乐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不管年岁和其他差别，人们同任老交谈都能畅所欲言，勇予发表各种探索性的意见。他以实际行动表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尊重探索。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李以庄教授告诉过我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80年代初，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先生雕塑了一个题为《猛士》的张志薪烈士的半裸像，当时有位负责人认为裸体之类的作品伤风败俗，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文章，说这个雕塑不合国情、影响社会治安!面对这样的无知瞎说，李以庄撰文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论据反驳这位负责人的言论。发表后有关部门居然认为她的文章与中央精神不合，决定组织批判。刚好任仲夷同志从辽宁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知道对赞颂在辽宁被杀害的张志新的雕塑有争议，也深知思想解放的重要和冲破过时的思想阻力非常困难，上班第一天特地到这个部门停留颇长时间，谈话中以这座雕塑为例，提醒他们不应管这类事情，批判才不了了之。有位朋友告诉李以庄，你被任仲夷一句话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