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 抗敌战歌高且亢

      我家世居江西九江。九江是历史名城，是江西唯一临江口岸，长江沿岸重要港口。继鸦片战争被强迫开放广州等五个沿海城市为通商口岸之后，列强又迫使长江沿岸的南京、九江、武汉、重庆等为通商口岸。九江市内也有日本租界。小时候跟大人路过，想进去看看。大人说：“这是日本租界，东洋鬼子凶得很，不要闯祸。”后来又听说日本人搞“九·一八”事变，把整个东三省都侵占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对日本鬼子就很恨，看到宣传日本人的和留有东洋小胡子的形象就很厌恶。

        “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要把魔爪伸向整个中国，把中国人变成它们的奴隶。我依稀记得老师教我们唱的抗日歌曲，如《长城谣》，其中唱道：“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还有一首《奋起莫迟延》，唱道：“请看安南(今越南)、印度、朝鲜亡国真可怜，为奴为婢做牛马，丧失自由权。”“要想不做亡国奴，奋起莫迟延。”唱得人血脉贲张。其实，日本不仅是要我们亡国，还要灭种。1988年我在梅州采访了世界客属总会秘书长台湾出生的古胡玉美。她说她在台湾读到高中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学的是日文，只准讲日语，还说台湾和日本同文同种。直到日本投降了，父母这才敢告诉我说，我们是中国人，祖籍在广东梅州。那时老师还教我们唱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唱得激情澎湃。同时，老师也给我们讲了高志航大队长带队首次击落三架日机的胜利，还有队长徐焕升带队远征日本，投下大量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传单，威震三岛，血性男儿鼓舞人心！

迁读赣南 重义家族别故乡

        此时，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寇铁蹄溯江而上，芜湖、安庆、九江先后告急。我家无守土抗战之人，只能尽绵薄之力。从祖父起，重国家民族大义，无论老少都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在日本膏药旗下讨生活。祖父陈蔼亭，辛亥革命前后都是九江总商会会长，和当时在九江海关工作、宣传革命思想的林森（国民党元老，后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过从甚密。祖父母墓地后矗立石碑上镌刻的墓表就是林森亲自为祖父撰写的，至今还保存完好，开头就写道“蔼亭先生，余之旧友也”。受林森先生的影响，祖父参加了同盟会，拿出家财和林森先生等一道从事革命活动，共办《阅书报社》，实为秘密革命机关，颇有建树。惜因肺病，1919年就早逝。其时，父辈年少，不谙经营管理，代理人吃里扒外。加上又是大户人家，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道日渐中落，到抗战前已濒临破产，徒有虚名。但高山打鼓，名声在外。日寇袭来，如不远走他乡，就有当汉奸之嫌。这不是空穴来风，我的姑祖父肖仁丙，早年曾留学日本，算是九江名流，有关方面怕他当汉奸，暗地把他杀害了。我家长辈遂决定举家逃难到赣南。居无定所，学无定时，饱受日机轰炸扫射之苦。我的小舅父就是被炸死的。我也因和同学出于好奇冒险去捡日机扫射掉下的子弹壳，而险遭不测。在赣州时，跟哥哥们听蒋经国先生给中学生演讲时，谈到他的生母毛太夫人在老家溪口被日机炸死了。他就地立了石碑刻上“以血还血”四个大字，警示自己，提醒国人，勿忘国耻，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我们在赣南读书时，同学中有一些是从九江逃难出去的。大家一面读书，一面宣传抗日，出墙报、演抗日剧、唱抗日歌。陈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顾问）、闵希骞（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和我哥哥就是领头人。当时先后教我们的音乐老师扈才干和李中和也都是逃难出来的九江人，常常参加我们的活动。每年“7·25”九江沦陷日，我们更会聚在一起唱《长城谣》、《松花江上》一类的抗日思乡的歌曲，扈老师用钢锯作乐器伴奏，时而委婉感人，时而悲壮激昂。特别是每当唱到：“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时，大家触景生情，常常泪流满面。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很巧的是，1999年，我夫妇去台湾探亲还见到了李中和老师，那时他已经80多了，曾任过台湾音协主席，谈起过去和我们一起唱抗战歌的事，他记得很清楚。李中和95岁还回九江参观，写了一些诗作，歌颂家乡的巨变，盼望中国能早日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