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市场，科学理性处理国投破产案

        1991年，当上常务副省长不久，卢瑞华就意识到当时金融秩序的紊乱，预料到了金融市场中隐藏着的危险。 “企业借钱，政府担保”，因此很多企业“敢借、乱用、不还”，而且借的时候就准备不还，这在今天看来无异于一个冷幽默。他看到了这种危害，于是他在一次会议上提醒大家要注意“借、用、还”，并提出一个观点， “金融不能提搞活，金融如果提搞活会乱。”但是，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加上地方长期形成的“投资饥饿症”等问题的，最后“一触即发”，让广东付出代价。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广东首当其冲，由于无法还借债，广东国投在第二年被迫破产。接着是地方金融机构全面出现支付危机。卢瑞华在仔细研究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并分析了格林斯潘处理1987年美国经济萧条的方法后，接受了时任常务副省长王歧山的建议，大胆向中央借债350亿，用于支付储户的存款。此举既稳定了市场秩序，又盘活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组织投人，社会有收入，推动消费，社会就有第二次收入，不停的运转，经济运转了，税收就能把资金回笼了。1999年12月至2000年1月，350亿元投向社会了，2000年至2001年，广东的税收就增加了700个亿。给中央交上了税，又可把借的钱还了。”卢瑞华说。比原定8年还款期限早6年的佳绩，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大力赞扬。事实证明，广东国投破产案的处理是符合市场博弈规则的，也是尊重市场准则，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体现。最后获得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融破产在今天看来很常见，但当年的广东国投破产案震惊了全社会，影响深远。然而，它也带来积极的影响，催生了企业的道德风险意识，要求企业必须遵循市场游戏规则，政府不再会为企业买单，市场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市场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同时，卢瑞华说：“首先政府职能一个大进步，明确了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政府职能更多地往服务管理方面转型，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进一步指出，国投破产并没有影响广东的发展，付出的代价反而使广东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跨步的发展和巩固。

       2000年，卢瑞华曾经砍掉了63％的行政审批项目。他曾说：“审批权是祸根，一个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二是造成腐败，一个香炉一个鬼，你把这个香炉打烂了，这鬼也不存在了。”这些在当时掷地有声的论述，在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定位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和政府在发展中不断磨合，不断厘清各自的职能和界限，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得益于此。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广东经济顺利全面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并继续高速发展，卢瑞华功不可没。

 扩大开放， 积极谋求区域合作

        市场经济是逐利并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态，为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各区域加强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赢，画地为牢只能作茧自缚，卢瑞华深谙此理，在他的主导下，积极推进粤、港、澳的合作，建立大珠三角经济区，此外，还积极走出国门，开拓世界市场。

       广东毗邻港澳，在香港回归之前，广东是香港与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改革开放初，香港加工制造业首先转入广东，彼此形成了“前店后厂”模式，90年代后，随着广东制造业的发展，要求粤港在新的平台上展开合作。卢瑞华说：“我们必须把‘前店后厂’提升到服务阶段，服务型经济的前店后厂……粤港之间全面合作，香港能发挥更好的优势，广东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他积极推动还包括台湾在内的两岸三地经济合作，“因为生产基地是放在广东，金融、股市基地放在香港，这样来推动，台湾也会得到很多好处。”卢瑞华解释说。后来在广东的努力下，达成了一个共识一一由民间牵头，加强彼此沟通合作，建立世界最具活力经济区。

       除了在区域上加强合作外，卢瑞华在任期间，广东还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广东一方面大力调整优化外贸出口结构，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重点扶持一批境外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广东外贸出口总额一直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

       此外，看到如今快速推进的广州市和佛山市的全面融合称之为“广佛同城”进程，卢瑞华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宏伟计划的逐步落实。当他还在佛山任职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广佛之间更多要以市场为中心统筹考虑社会管理，而不是以行政区划为界画地为牢。”他说。这也是“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广佛同城”将有力地促进广东省内经济的社会的发展，造福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