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南下，接棒耕耘“试验田”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谁来接棒呢？中央经过反复挑选和研究，最后确定由任仲夷、梁灵光去担此重任。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从黑龙江省调至辽宁省这个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的“重灾区”，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大力拨乱反正，政绩斐然，人们有口皆碑。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了一个好头。 　　他冲破重重阻力，把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女英雄张志新这个冤案翻了过来，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首先提出要给被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捆绑得死死的国营企业“松绑”。他大胆提出农村要敢于“抓富”，并恢复了过去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
　　在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的领导下，短短两三年的功夫，辽宁大地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任仲夷无论从思想理论上，从胆略气魄上，从领导艺术上，都表现出卓越非凡。让他到广东挑起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担，可谓理想的人选。
　　1980年初冬，任仲夷和正在担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的梁灵光，受命于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工作。赴任前，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任仲夷和梁灵光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1980年11月，任仲夷和梁灵光，肩负党和国家的重托，面对南粤人民的期望，赴粤上任了。
勇立潮头，坚定敞开“南风窗”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以任仲夷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1981年，由于对外开放不久，我省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中央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在这一重要时刻，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1982年，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变通搞活，闯关破垒先一步
　　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主张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活经济，为全国先行一步作出探索。任仲夷到广东后，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要求社科界研究。
　　看到一位研究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论文后，他很感兴趣，亲自约见。他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私营经济的正式名字，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他主政的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当一些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不可行，必须改革投资体制，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并自筹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偿还贷款。
　　投资体制改革，使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极大促进了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
　　广东省委用足中央政策，搞活经济的思路明确坚定，成效越来越明显。
　　到1985年底，深圳、珠海、佛山的物资市场调节量已超过5%，企业用人基本放开，各级财政已实行包干，乡镇企业完全由市场调节，一些地区对乡镇企业负责人实行重奖。另外，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小国有企业可以承包。在全国引发了第一次“珠江三角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