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广为流传了一千八百余年，可谓家喻户晓，经久不衰。

      “桃园结义”的“义”是什么意思?它与蜀汉事业的兴衰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从罗贯中所著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我们容易领悟到这个“义”有高级和低级两层涵义。高级的“义”是指复兴汉室、振兴国家；低级的“义”是指兄弟之义，即“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很明显，高级的“义”比低级的“义”重要千万倍，且二者不容取代。

      在此以后的几十年中，蜀国的文臣武将都在围绕着这“义”进行着各自的实践活动，只是有着“质”的不同罢了。不同“质”的“义”演绎了不同的效果，或为蜀汉事业带来了兴旺：或使其衰败乃至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1．诸葛亮、赵云、姜维等人禀承了“义”的高级涵义，使蜀汉事业得到了兴旺发展或维系。

      先分析一下蜀国的丞相诸葛亮。他对“义”的高级涵义领悟得最为透彻。在刘备戎马倥偬半辈子却无立锥之地而中国北方己被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实施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所统治，国险民富的“江东”又为“巳历三世”的孙权所据有的形势下，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那就是：避实就虚，先获得荆州，再拿下益州，“保其岩阻”，作为根据地。待天下有变时，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刘备则“亲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对北魏实行两面夹击。诸葛亮对贯彻这条军事路线的前景作了乐观的预言：“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又为蜀汉制定了正确的外交路线。那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诸葛亮在从荆州率兵入川之前，手捧荆州大印交给关羽时，反复咛嘱他要把“东和孙权，北据曹操”作为外交路线来贯彻。在蜀、吴之间围绕着荆州之争所发生的战争以蜀国的失败而告终后，诸葛亮重新派人到吴国与孙权通好，为后来刘、孙两家联合抗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推想，诸葛亮制定的这一外交路线如能始终得到贯彻，蜀汉绝不会有后来的覆灭。

       诸葛亮还为蜀汉制定了正确的干部路线。那就是“亲贤臣，远小人”。他用历史事实论证了贯彻这条干部路线的重要性、必要性：“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自身在用人的过程中，更是树立了赏罚分明的榜样。

      纵贯蜀汉的事业，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什么时候贯彻了诸葛亮为复兴国家而制定的正确的军事、外交和干部路线，在那个时期内蜀汉的事业就兴旺了、发展了；什么时候悖离了诸葛亮制定的正确路线，蜀汉事业就倒退了、衰败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作为蜀汉五虎上将之一的赵云。他之所以“从刘备于患难之中”，是因为他看清了曹氏父子图谋篡汉，日益对大汉江山构成严重成胁的政治局面，并把扭转乾坤的美好愿望寄托给了具有皇叔身份的刘备身上。当刘备闻讯关羽被东吴杀害，在极度悲伤之中制定出“先灭吴，后灭魏”的国策时，赵云挺身而出，竭力劝谏。他说：“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中原”“以讨凶逆”。他还进一步向刘备陈明“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的深邃道理。这反映出在蜀国老一代的武将中赵云不愧是一位深明国家大义的楷模。在诸葛亮率军北伐时，为了蜀汉大业的成功，他不顾自己七十多岁的高龄，争当先锋，奋勇沙场，从而在蜀汉的事业上谱写了感人肺腑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