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桃园结义”。中排行最小的张飞在对“义”的理会和实践上与刘备可谓无二。关羽一死，他从阆中跑到成都，哭着闹着要刘备出兵为二哥报仇，使一度有所懈怠的刘备那颗报仇雪恨的心重新钢硬起来，从而作出了历史性的错误决定。而张飞也因报仇心切，鞭打部下，结果反为所害，而出现“伐吴未克身先死，秋草长遗阆地愁”的结局，可见张飞在蜀汉事业的衰败中负有历史性的责任。综上所述，参加“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因根深蒂固地受着封建社会小生产思想的影响，情感狭隘，目光短浅，在蜀汉事业中只顾及自身那几个人的利益，忽略了复兴汉室(国家)的根本大义，最后竞把蜀汉事业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3.刘禅的昏庸和宦官的作祟从根本上背弃了复兴国家的大义，直接导致了蜀汉事业的陨落。

      刘禅系刘备的长子。自刘备去世，由他继承皇位后，胸无大志，不理国事，溺于酒色、宴乐度日。后主的这种寻欢作乐的个人欲望需要臣仆的讨好来使自己得到满足。而一心想要在朝中专权的一些宦官的野心也要通过皇帝的封偿来使自己获得满足。二者之间便有了交易。宦官千方百计讨好后主，以满足他那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奢望，从而博得其欢心和对自己的宠爱，反过来后主也“通情达理”地满足宦官对权势的恶欲，让其在朝中趾高气扬，高人一等，以至百官莫不畏惧、“不敢直言”。到了蜀国后期完全形成了小人得势、公卿阿附、百姓痛苦、“民有菜色”的态势。而姜维等忠臣，苦心孤旨地是要恢复大汉江山，重振山河。他们不可能去迎合后主个人的“爱好”而讨得对自己的偏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就受到冷落和猜忌。

     当诸葛亮带领蜀军“出了祁山，欲取长安”、士气正旺之时，魏国便通过刘禅身边的宦官布散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刘禅不作调查，便依从宦官“诏还成都，削其兵权”的奸言，“遗使赍诏星夜宣孔明回”；当姜维于前方“己得祁山之寨”，正欲乘胜进军，形势对蜀有利之时，刘禅又听从被魏国买通的宦官黄皓散布的“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的蜚语，“遗人星夜宣姜入朝”。如此两次三番，使北伐中原，一统中华的宏伟大业屡屡半途而废。由此可见蜀汉事业的最后瓦解应直接归罪于刘禅的昏庸和宦官的作祟。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桃园结义”的最高目标，也就与诸葛亮制定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如此，蜀国安能不亡乎?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重温一下“桃园结义”与蜀汉事业的兴衰间的联系，不能不深深感到：路线上正确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生存与消亡，也导演出多少可歌可泣或可悲可叹的历史史实。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难道不值得今世的我们去很好发掘和总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