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卯洞公社时，他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一大一小两间，20多平方米，三张床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一家人除了几个木头做的盒子和几床棉被外，什么家当也没有。

    “他家的窗户很小、又高，屋里不通风，光线暗淡。他那时候分管机关，完全有条件给自己安排好一点。”董香彩回忆：“张富清的大女儿患有脑膜炎，因当年未能及时救治留下后遗症，这么多年来看病花钱，他从来不找组织特殊照顾。”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张富清给全家立下的规矩。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全面精简人员。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动员妻子从供销社“下岗”。

  孙玉兰不服气：“我又没差款，又没违规，凭什么要我下来？”

  “你不下来我怎么搞工作？”一向温和的张富清脸一板：“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我自己脑壳开刀，你先下来，我才可以动员别个。”

  孙玉兰下岗后，只能去缝纫社帮工，一件小衣服赚个几分钱。手艺熟练了，就开始做便衣，一件衣服几角钱，上面要盘好几个布扣。

  回家做完功课，孩子们都要帮妈妈盘布扣。到了后来，两个儿子穿针引线的功夫都毫不含糊。

  有人替孙玉兰不平：他让你下来，你就下来，不和他吵？

  “这个事情不是吵架的事情，他给你讲，这是政策问题，他把道理说明白，就不吵。”

  那些年，张富清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除了患病的大女儿，其他三个孩子下了学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打辣椒。

  “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脚上的解放鞋被脚趾顶破，就用草裹住捆在脚面上。”小儿子张健全记忆犹新。

  相濡以沫，她理解他。可是，孩子有过“想不通”。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听说恩施城里有招工指标，很想去。张富清管着这项工作，不但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要求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

  荒山野岭，连间房子都没有，两年的时光，张建国咬牙挺着，不和父亲叫苦。

  小儿子张健全记得，小时候，父亲长年下乡，母亲身体不好、常常晕倒，几个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守在床边哭……

  张富清四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至今未婚，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子女们没有一个在父亲曾经的单位上班，也没有一个依靠父亲的关系找过工作。孙子辈现在大多在做临时工，一个孙媳妇刚刚入职距县城几十公里的农村学校。

  “父亲有言在先，他只供我们读书，其他都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他没有力量给我们找工作，更不会给我们想办法。”张健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