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争论《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开化。该报从l981年5月29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至8月30日，共发表了l8篇赞成和反对的文章。在广东理论界和农业部门也展开了争论。广东两位学者在昆明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陈志雄式的承包“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已经改变了集体经济内部的生产责任和引导”。这类观点通过新华社的《动态清样》反映到北京。中央书记处一位负责同志将此材料转给广东省委任仲夷同志，并写信指出陈志雄式的雇工经营如果属实，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任仲夷接到信件和材料后，对这一敏感的问题没有仓促作决定，而是指示当时农委领导薛光军、杜瑞芝同志，派人到高要县认真进行调查，“首先弄清情况，然后划清政策界限，制定统一的规定”。还指出在调查处理中“不要责备承包者个人”、“不要使农民对政策的稳定性产生怀疑”。任仲夷同志还指示省委政策研究室，“邀请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提出个答案和意见”，指出弄清这一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很有现实意义”。

    根据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委政研室于l982年上半年，先后到高要县调查召开座谈会。调查中，当地的基层和县领导对陈志雄式的承包，都给以肯定，认为对农业扩大再生产，使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集体积累、增加农民收入，都有好处。但也有不同观点的争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出现的雇工经营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为了从理论、思想上弄清这一问题，按照仲夷同志的提议，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委政研室率先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农村雇工问题研讨会。这次会议因为比较超前，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农业部经营管理干部学院，都有负责同志来参加。经过几天的集中讨论，对当前农村出现雇工的原因、特点、利弊、对策等，取得了基本的共识。

    大家认为，当前农村之所以出现雇工，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扩大了经营自主权，在剩余劳动力增多、生产资金增多的情况下，出现多种承包经营形式和雇工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大家还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农村雇工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对雇工经营应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不仅在农业，而且在二、三产业应允许其存在，特别对山区、沿海的开发项目更应适当放宽；对雇工的剥削收入应通过税收等环节手段加以调节；对制假、违法的企业主应给以制裁。主要以经济手段予以引导，不应以简单化的行政手段加以制止。大家认为农村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矛盾，多作调查研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应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出发，对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要多看一看，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应动辄指责和取缔。

    总之，这次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任仲夷同志正确思想指导下，解决得比较好，不仅没有影响当时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出现的大好形势，而且对以后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2月

      (作者系原中共广东省农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