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和一些同人发起成立广东人文学会，即得到任老的热心支持，正是他的有力支持，才能冲破无知和教条的偏见。到2003年11月，这个全国第一个省级人文学会获得省民政厅的批准。他还莅临人文学会成立大会以及后来在学会下成立的冰兄人文基金的成立大会，给我们指导和鼓励。更为难得的是，他多次参加学会组织的学术座谈会。一起讨论了科学发展观——任老说过有一个比发展这个硬道理更硬的道理就是客观规律，更赞同科学发展观；一起讨论了以人为本——他说以人为本非常正确，这不是中国古而有之的民本思想，而是现代的人文主义，不只执政为民还要执政由民；一起讨论了和谐社会——他说这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很好，“和”字从“禾”从“口”，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字是“言”和“皆”，大家都说话。要消除社会存在的不和谐因素，需要重新认识真理标准，正本清源，端正对历史和重大理论的错误认识。关于政体改革，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他主张走改良道路，力避社会大动荡，可以中间突破，选些市县进行民选试验，为此得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内外上下结合，体制内改革力量的不断增长，这是和平改良的基本条件和保障。

        任老对我说过：“我不想同那些老同志打牌钓鱼游玩，喜欢同你们学会的人一起活动，漫谈聊天，有干部、学者，还有律师，有新闻工作者，老中青相结合，青年多，信息多，思想活跃。我也想了解他们的思想观点，未来到底还是年轻人的嘛。”学会的中青年会员，更非常高兴同任老在一起，他思想前沿，态度亲切，没有居高临下的官架子，认真倾听发言，说心里的真话，我们的座谈总是非常活跃。他如一个大磁场，吸引着原是陌生的青年。

        我家对门住着作家老烈，他常伴任老观赏京剧，同是戏迷好友，2005年7月一天下午，任老突然来到老烈家并把我叫过去，说给老烈和我送荔枝，要我找几位同志跟他去从化聊天，我问他想谈论什么话题，他说想了解康梁变法，于是我以人文学会的名义邀请了袁伟时、黄菘华等教授一起陪任老到了从化温泉宾馆，一起漫谈，一起散步，还一起下农村家访，非常的愉快。回去之前，我告诉任老，人文学会将于下月在东莞举行教育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他说他也参加。但是极其遗憾，在9月5日预定到东莞的前一天，曾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接到医院通知，任老要去复查，我们的座谈会就不能如期举行了。10月11日，我同妻子到医院看望任老，20日陪专程从北京来的《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再次去看望任老，此竞成最后一面。可惜竟匆匆而别，该多看两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