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带着妻儿从北京回大丰农场“探亲”。他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挖河挑泥时的情景：工棚就建在海堤边，有时夜里会突然涨潮，海水一直涨到床边，被子全湿了，人要赶紧往堤上跑。
    虽然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但出身带来的阴影，仍然对习近平产生着影响。
    梁家河村的老支部书记梁玉明回忆说，尽管习近平踏实肯干，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因为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他，不管是入党还是回城都遇到不少波折。
    习近平回忆，自己曾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南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直到第11次，公社把他的人党问题交到县里去研究，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女”的精神才予以批准。他于1974年1月在梁家河村正式入党，不久以后又被选为大队支部书记。
坎坷返城路
    从1970年秋季开始，针对知识青年的招工就频繁起来，习近平的同伴们陆续离开了梁家河村到工厂和事业单位上班，最后只剩下受到家庭牵连的习近平。
    从1968年到1980年，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下乡与返城的情况并列存在。一边有大批知青由城镇下到农村去，另一边．下乡的知青也在想办法离开农村。最初，招工、招生和征兵是知青调离的主要途径。1973年以后，以“病退”(患严重病残)、“困退”(家庭有特殊困难)名义返城的知青才显著增加。
    王岐山就是以招工这种形式离开了冯庄。1971年，他被招到陕西博物馆，两年以后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从1976年开始又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了三年，直到1979年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才回到北京。
    习近平决定要上大学。“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
    在乡下插队时，习近平就是出了名的爱读书。
    他到延川插队，还带了一箱子书。箱子很沉，帮他拎行李的农民还以为北京知青带来了金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