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摩擦升级的背后：通常是对技术地位的争夺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美国引进技术。日美间首次出现有关知识产权的纠纷，最早出现于1952年，美国仑逊公司以侵犯专利权为由，起诉日本生产气体打火机企业，最终以日方企业向美方企业赔偿专利费而告终。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技术出口已超过进口，并且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纤通讯、激光、陶瓷材料等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于是美国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于1984年成立知识产权委员会，日美知识产权的摩擦则不断增多。

       中美间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从化工、纺织品扩展到钢铁、家电等制造业产品，再发展到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品领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知识产权、本国经济安全等为由，美国对华挑起的有关技术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摩擦日渐增多。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的58起“337调查案”中，中国企业约占三分之一。像联想、海尔、华为、中兴等中国著名大企业频繁涉案，成为美国“337调查案”的强制应诉企业。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通常是对技术转让的限制以及对高端技术的争夺。

     3.摩擦主动挑起者：都是美国

     无论日美贸易摩擦还是中美贸易摩擦，主动挑起者都是美国。美国作为进攻方，通常采取限制进口、要求日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等措施。到1959年，日本对美出口中自愿限制出口部分所占比重，从1955年的约10%增加到30%。日本对美国挑起的摩擦基本采取了配合姿态。反观中国，也没有改变所处的被动和防御地位，在对美贸易摩擦诉讼案中可谓败多胜少。

      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日本和中国在对美贸易尤其对美出口方面长期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对美贸易顺差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扩大，招致美国不满而引发摩擦。其二，美国在二战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随着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美国企业占领世界市场的愿望和能力不断增强，而日本和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相对滞后，时常遭受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批评而陷入被动。其三，其根本的原因，在美国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其向贸易对象施压提供了条件。二战后建立和实施的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等变化，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要出发，利用独享的经济特权来影响和操纵他国汇率。这就是美国作为主动挑起者强大金融背景和国际贸易实力。

     4.施压货币升值：难改美国贸易逆差之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减少对日贸易逆差、解决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在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虽然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额有所减少，但1988—1994年间其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额中所占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1991年甚至达到65.0%。据日方统计，1988—199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从476.0亿美元减少到379.5亿美元，之后又开始增加，1994年增至549.0亿美元。

      与当年日美贸易摩擦中迫使日元升值的做法如出一辙，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同样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中美间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已超过35%，而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状况并没有改变，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破2000亿美元。

      5.经济问题：同样被美方人为政治化

      上世纪80年代日美关系，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关系，属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从二战后日美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即主仆关系。二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当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时，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滑，1980年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40.3%降至23.3%，日本在许多经济领域对美国逐渐形成竞争优势。美国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经常将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美国之所以将贸易摩擦问题政治化，主要是因为今天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改变了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相互间的产业结构互补性降低，使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美国试图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来牵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因此中美贸易摩擦与日美贸易摩擦政治化原因，都是自身的崛起挑战了美国经济霸权以及制度冲突：日美间属于资本主义不同道路的冲突，中美间属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突。